2014年自考毕业论文：资源错配与政治周期关系的研究

湖北2014年自考毕业论文：资源错配与政治周期关系的研究

一、引言

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生产总值的差异。换言之，生产率的高低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穷富。传统文献认为全要素生产率主要由一个国家的技术水平来决定，如Howitt(2000)和Klenow and Rodriguez-Clare(2005)。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献指出，资源配置是否有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国家的生产率，也就是资源配置效率对于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Restuccia and Rogerson(2008)研究引入企业异质性，指出若经济体中有两个技术完全相等的企业，其中的一个是国有企业，可以以较低的价格获得资本，而另一个是私有企业，有着很强的借贷约束，此时，两个企业资本的边际产量是不同的，国有企业由于资本价格较低，资本的边际产量要少于私有企业的边际产量。在这种资源配置的格局之下，该经济体的总产出将少于资源可以自由流动时的产值。这说明资源配置效率可以很大程度上影响经济的总产出以及生产率水平。

Hsieh and Klenow(2009)研究指出，若中国的资源配置效率与美国相同，则中国的生产率可以上升30%～50%，可见，中国的资源错配程度相当严重。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严重的资源错配？该研究虽然将中国制造业的资源错配与国有企业联系在一起，但并没有深入探讨造成中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的内在原因。

本文将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制造业的资源错配的制度性原因。改革开放后中国快速持续的经济增长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努力，尤其是基础设施的建设、招商引资、出台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这一点与Krueger(1974)和Frye and Shleifer(1997)描述为政府“攫取之手”不相同。地方政府的激励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中央政府有着集中的人事任命权，中央政府根据省级官员在任职期间的绩效来选拔有能力的官员，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所在地区的经济增长情况成为主要的评判标准，这被称之为“政府官员的锦标赛竞争”。

这种评判标准给地方官员发展地方经济提供了很强的激励(Blanchard and Shleifer, 2000；Maskin et al., 2000；Whiting, 2001；Li and Zhou 2005；周黎安，2004，2007；Xu，2011)。沿着地方官员政治锦标赛的研究思路，本文所研究的问题是，在晋升激励下，地方官员将最大限度地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但这种官员的GDP冲动对资源的配置效率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如何研究官员晋升激励的影响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本文的思路是利用省级党代会作为重要的事件，考察资源错配程度是否与党代会的政治周期有关。关于资源错配的度量，本文沿用Hsieh and Klenow(2009)开创的方法计算各个地级市制造业细分行业的资源错配程度。之所以考察党代会的周期是由于党代会是市委书记和市长集中换届的时间，并且是可以预期的事件，因此官员在以经济增长为考核标准的体制下，有很强的激励对地区经济进行适时干预，以便在集中换届之前拿出好的绩效。已有不少文献发现地方的经济波动与党代会周期存在显著的关系(李斌和王小龙，2006；李猛和沈坤荣，2010；Li，2012)，另一些研究也发现地区的经济和投资波动与地方官员的任期等个人特质有着重要关联(张军和高远，2007；王贤斌和徐现祥，2008；周黎安等，2012)。但是，追求GDP增长本身，尤其从任期内出绩效的视角出发追求GDP增长，可能会扭曲行业配置的效率。 

本文围绕地方党代会，考察党代会前后行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变化。我们选择选择省级党代会而非全国党代会作为联接地方官员晋升激励与资源错配的重要事件，是因为省级党代会召开时间有地区差异，一般分两批召开，在11月份前后和次年的4月份左右召开，这就提供了为我们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识别来源。这样可以将召开党代会的省份作为处理组，未召开党代会的省份作为控制组，再借助党代会前后的差异，使用双重差异的方法(即DID，difference-in-differences)来估计党代会周期对资源错配的影响。而全国党代会对于各个省来说是同一时间发生的事件，党代会的效应就很难与时间效应进行区分了。另外，聚焦地方党代会和市级地区也可以大大增加我们实证研究的样本量，提高系数估计的精确度。

本文采用的数据是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地级层面的官员数据。我们的研究发现，在省级党代会召开的当年和后两年，地级行政区的资源错配程度显著较高，在接下来的两年有所降低。我们的分析还显示，资源错配与党代会周期的关联在国有企业密集度高、产业关联效应度高或者资本密集度高的行业表现更为明显。在政治锦标赛体制下，这些行业属于最可能受到地方官员行政干预和影响的行业，它们的资源错配所呈现的显著的政治周期效应给我们提供了地方官员激励与资源配置效率内在关联的重要证据。这些经验证据说明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虽然有助于促进地区GDP增长，但与此同时也对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产生负面影响。

本文的研究是Hsieh and Klenow(2009)一个重要的补充，Hsieh and Klenow(2009)表明中国的资源错配很严重，而我们的究将中国制造业资源错配与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以及党代会周期联系起来，揭示出中国行业资源错配的制度性根源。

与本文相关的文献主要是政治经济周期的讨论(Nordhaus，1975；MacRae，1977；Hibbs，1977；Tufte，1978)。在选举年份，政治家为了争取选民和资本家的支持，会采取特殊的政策，从而干预正常的经济运行。Bertrand等(2007)用法国的数据发现，有政治联系的企业为了帮助在位者竞选成功，在选举年份会雇佣更多工人、建立更多厂房。

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周期的研究文献较多，如李斌、王小龙(2006)、刘瑞明、白永秀(2007)、李猛、沈坤荣(2010)以及Li(2012)。与这些文献相比，本文最大的区别在于将官员激励、党代会周期与行业资源错配联系起来。据我们所知，在国内外文献中，本研究是首次从官员激励和党代会周期的角度系统研究中国行业资源错配的制度性根源。
本文剩下的内容将分以下几个部分：第二节介绍度量资源错配程度的分析框架；第三节介绍回归模型的设定和识别策略；第四节是数据来源和统计描述；第五节汇报回归的基本结果，以及对结果的进一步解释和验证；最后是简短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