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机制研究

　　摘要:城乡要素流动和城乡政策对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就要从城乡市场资源配置机制、城乡公共产品投入机制、城乡社会保障机制、城乡规划机制等方面入手进行统筹。
　　关键词:统筹城乡;机制;城乡差距;区域政策;要素流动

　　一、城乡经济运行原理
　　
　　(一)假定前提
　　城乡社会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城市居民从事非农产业,农村居民从事农业。居民都是理性经济人,影响其行为的仅仅只是收入的多少。居民的纯收入由自身能力收入、生活成本和福利保障补贴三部分构成,即纯收入=自身能力收入-生活成本+福利保障补贴,可见纯收入与自身能力大小正相关,与其生活成本负相关,与其所获得的福利保障补贴正相关。这里的生活成本主要指城乡居民获得同等生活条件所需花费的成本,福利保障补贴是指同等条件的城乡居民所获得的国家福利保障等收入。其实,如果把生活成本小看成政府的生活补贴大,那么总收入=自身能力收入+政府生活补贴+社会保障补贴,这样就可以把政府给居民的生活补贴和福利保障补贴统一为居民的政策性收入。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居民自身能力收入都是在市场中实现的,因此可以把它称之为市场性收入。这样,居民的总收入就是由其市场性收入和政策性收入两部分构成。
　　(二)运行分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乡作为两个不同的区域,所有的可流动的产品和要素都会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自动流动从而得到有效配置。由二元结构和增长极等理论可知,城市在整个大区域中居于核心地位,具有发展优势。基于外部经济、聚集经济等原因,厂商、居民以及资本等可流动要素资源向城市集中,以谋取最大利润和效用。城乡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资源的时、空有效配置,实际上就是土地要素与其他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当实现社会资源的时、空有效配置时,可流动的要素和产品通过市场交换达到供求平衡,从而确定均衡的要素与产品价格;而土地要素则因空间聚集和其他要素与产品市场的均衡达到最佳利用,从而实现租金收入——土地价格的最大化[1]。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居民成了生产经营的主体,各种机制的运行最终要表现为居民的经济行为(特别是生产经营行为),并要以居民的行为作为运动的基础。因为尽管土地、资本等要素资源也是城乡发展中的重要要素,但是它们都是由人来支配的,其价值都体现为其所有者的收入。因此,在城市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要素中,最核心的就是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这种劳动力要素。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居民追求生产经营中的利润最大化,按最优化原则在各种约束条件的作用下配置家庭资源,参与农外就业、科技进步,参与合作经济组织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因此,在城乡发展过程中,城乡居民会主动自觉地把自己所拥有的要素资源配置到最有效的地方。
　　起初因城市聚集经济的存在,人口不断集中于城市,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但由于城市土地供给严重缺乏弹性,导致城市土地价格不断攀升,再加上其他种种原因,致使城市聚集经济效益减少,甚至出现聚集不经济。而另一方面,随着技术的进步,尤其是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为边远地区土地的利用提供了机会,降低了城市土地的使用成本。由此可以预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聚集经济的下降,城市的部分居民和其他经济活动主体可能会向城外(农村)迁移,以减少成本,增加利润。总之,出于经济人的本性,不管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民,都会作出选择,使其收入水平达到最大。可见,在城乡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市场主体对收入最大化目标的追求,会使主体在城乡空间上位移,最终实现居民城乡收入均等化,各种资源要素得到有效配置,居民是居于城市还是农村,只取决于主体的偏好,与其经济收入无关。

　　当然,实现这个目标是个漫长的过程。正如缪尔达尔和赫希曼所描述的,发展初期地区差距会日益扩大,从长远看地区间的发展将趋向均衡。这种设想也被稍后几年的威廉姆森的研究所证实,并被概括为区域发展的“威廉姆森倒U字曲线”或“威廉姆森法则”。但是,如果仅凭市场的力量,没有人能知道,包括威廉姆森本人,那种使地区差距状况发生转折的倒U形曲线的顶点何时才能到来。
　　由于居民的总收入由市场收入和政策收入两部分构成,市场收入主要由居民的个人素质、知识、技能等决定,政策收入则由国家对待居民所处区域(城市或农村)的公共产品投入和社会福利保障等政策决定。可见,居民的总收入与他们自己的能力有关,也与他们所处的区域(是城市还是农村)紧密相关。相同条件的城乡居民获得的政策性收入不一定相等。
　　由于农业的特殊性,一般而言从事农业的市场收入低于城市工商业的收入。通过劳动力的区域间自由流动,同一劳动者在不同区域将获得大致相同的收入,不然就会在城乡区域间迁移,也就是说这样就会最终导致相同能力的劳动者从事农业和从事非农业的收入一致。当然,这种收入与城乡总的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而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却又与政府的城乡规划水平正相关。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知:
　　1. 如果居民在城乡获得的政策性收入一致,那么,这时劳动者是居于城市还是农村,对其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影响,仅仅是生活方式的偏好不同罢了。
　　2. 如果居民在城乡获得的政策性收入不一致,例如居民在城市的政策性收入大于农村时,那么,只有当相同能力的劳动者从事农业的收入大于从事非农业的收入并且之差不小于其城乡政策性收入之差时,城乡居民的收益差距才能缩小。如果相同能力的劳动者从事农业的收入小于从事非农业的收入,或者相同能力的劳动者从事农业的收入大于从事非农业的收入但之差小于其城乡政策收入之差,那么,从事农业的居民就会往城市转移,但是没转移到城市的农村居民与能力相同的城市居民相比则其收入可能要低,城乡差距将不会缩小,甚至有可能会拉大。
　　3. 如果居民在农村的政策性收入大于城市,那么,当相同能力的劳动者从事农业的收入小于从事非农业的收入并且之差等于其城乡政策收入之差时,即可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均等化。但是,如果当相同能力的劳动者从事农业的收入大于从事非农业的收入或者小于从事非农业的收入而之差小于其城乡政策收入之差时,则城市居民会往农村转移,直到其总收入均等为止。而如果当相同能力的劳动者从事农业的收入小于从事非农业的收入而之差大于其城乡政策性收入之差时,则农村居民会往城市转移,直到其总收入均等为止。
　　(三)结论
　　劳动力自由流动是保证相同能力的城乡居民能获得相同收入的前提条件,政府的城乡规划水平决定了城乡经济发展水平,从而影响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政府对待城乡区域的政策对于城乡统筹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可以扩大或缩小城乡差距,提前或延后实现城乡的统筹发展。
　　
　　二、城乡经济差距的现状及原因
　　
　　(一)城乡经济差距的现状
　　在现实生活中,城市持续发展,人口持续向城市集中,而远离城市的土地并没有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土地价格也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我国城乡差距悬殊,目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的一个热点和难点问题,并影响到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2]。在人均收入方面,从1978-2005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差距由2.57倍扩大到3.22倍,绝对差距由209.8元急剧扩大为7 238元;如果用反映社会贫富程度的基尼系数来表示,1978年前我国基尼系数为0.20~0.24,1980年为0.33,1990年扩大到0.343,1994年突破警戒临界点0.4,2000年后达到0.417,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认为已经达到0.447;从反映人民生活水平的恩格尔系数来看,1980年城乡恩格尔系数分别为56.9%、61.8%,到2005年分别下降到36.7%、45.5%,两者差距由当初的4.9个百分点扩大到8.8个百分点;2005年中国农村地区年人均纯收入低于944元的仍有6 432万人。当然,这还不能真实地反映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的差别。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没有涵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如果把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医疗、教育、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费救济等等)考虑进去,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4倍~5倍,甚至是6倍[3]。

　　2.城乡教育存在严重差距[4],具体表现为:一是原来的《教育法》对农村教育存在歧视。《教育法》规定,农民要负担教育附加费,而大多数城镇居民则没有这个责任;对义务教育学校的基建支出负担方面,城镇由政府负担,农村则要求由乡村负责,部分通过向农民集资解决。类似硬性规定对加大城乡间教育发展差距的影响不可低估。二是城乡平均受教育年限差距。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劳动力(15岁~64岁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33年,比城市的10.20年低了2.87年。这种差距主要在于人口中各种文化层次分布的差异,农村劳动力人口中具有高中及高中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重明显相对偏低,为8.46%,比城市低了35个百分点;而具有小学及小学以下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重又相对过高,为47.62%,比城市高出31个百分点。三是城乡教育投资差距。以小学生人均教育经费为例,2001年我国城镇小学生均教育经费平均为1 484元,农村为798元,城镇是农村的1.86倍;初中生人均教育经费,城镇平均为1 955元,农村为1 014元,城镇是农村的1.93倍。在学生人均预算内公用经费上,城乡差距更大:2001年我国小学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城镇平均为95元,农村为28元,城镇是农村的3.39倍;初中生人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城镇平均是146元,农村为45元,城镇是农村的3.24倍。四是城乡教育的层次结构不合理。城乡教育的办学层次是教育发展的主要指标之一。在我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比初等教育多,初等教育的投入是地方政府的责任,中央政府的责任主要是投资高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