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新千年的中国经济

中国在 80 年代以后已经取代日本经济成为整个东亚经济增长的动力，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年间出现大问题，对刚遭金融风暴袭击而未摆脱萧条困局的东亚经济将如雪上加霜，东亚经济的迟迟未能复苏，也必将拖垮欧美经济。反过来说，东亚经济的再度繁荣，也有赖於中国经济强劲发展的拉动。处於世纪之交、迈向新千年的中国经济到底往何处去，实为世人所不得不关心的问题！本文拟就未来中国经济可能的走向，改革中积累下来的诸多问题如何解决等，提出一些看法，以求教於各界方家。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到底还有多大？ 

 1993 年 7 月开始的宏观经济调控终於在 1997 年基本达到了预定的“软著陆目标，但是经济增长率逐年下降的势头并未随著目标的实现而停止。为了防止经济增长率继续下滑，中国政府在 1998 年初提出确保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8% 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如几次调低存贷款利率、鼓励银行放款、放松对证券市场的管制、增加对基础设施的投资等等。自 1978 年底的改革以来，只要中国政府一放松信贷和投资控制，国民经济通常会马上出现投资拉动的快速增长。但是 1998 年中国国民经济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出现一放就活的局面，而 1999 年的经济形势也相当严峻，中国政府已主动将 1999 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下调为 7% ，但要实现这个目标，难度依然很大。 

为甚么中国现在的经济形势与过去区别那么大？原因有两个：首先是因为现在的市场供需形势与过去大不相同。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处於短缺经济、卖方市场的局面，比较容易找到好的投资项目。但在 1992 年邓小平南巡以后，全国各地出现了持续几年的投资高潮，外国资本也全面看好中国，外国直接投资从 1992 年以前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到 5% ，一下跃升为以后几年 15% 左右的水平，等这些投资项目在 1995 、 96 年逐渐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经济一下从传统的短缺经济转变为过剩经济。目前绝大多数产品出现买方市场，不再容易找到有利可图的投资项目，投资的市场风险增大。其次是金融体制改革的影响。过去银行贷款受到直接的行政干预，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可以向银行下指令或变相下指令，要求银行为某个具体项目或单位发放贷款，而接受贷款的单位，特别是国有企业，对归还贷款往往并不认真对待，银行贷款对它们的约束力十分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拖欠银行贷款的现象就十分严重，银行呆、坏帐比较常见，发放贷款的银行工作人员自然不会对放款失败或低效率负责，即使不是由於政策或行政干预造成的银行呆、坏帐，银行工作人员也会将之归咎於政府政策或行政干预，两种类型的责任搅和在一起，很难严格区分。因此，政府一旦决定放松银根、启动经济，银行工作人员就有放贷的积极性，企业也有贷款积极性，经济马上可以走向繁荣。但是， 1993 年 7 月开始的宏观经济调控不但以收紧银根为主要措施，而且开始对银行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四大专业银行开始了商业化的进程，中国人民银行实行垂直管理，地方政府无权干预银行事务。银行工作人员发放贷款的责任大大增强，一笔贷款的经手人必须对贷款负责任，即使在贷款到期前调离原工作岗位，也逃脱不了对贷款的责任，即出现所谓的责任终身制。在这种新形势下，如果不能确保贷款安全，银行宁愿购买利率较低但没有风险的国债，出现所谓的惜贷现象。因此，中国政府虽然采取了相当灵活的货币政策，从 1997 年 11 月起，六次下调人民币存贷款的利息，但社会的投资和银行的放款，并未产生货币政策设计者所预期那样的扩张。 

在国民经济处於过剩的情况下，为了刺激经济的增长，中国政府仅能借助於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措施。但在绝大多数产品过剩的市场状况下，政府扩大基础设施建设也有诸多局限。这些项目一般都比较庞大，从立项设计到工程开工，再到工程完工发挥效益，周期很长，见效很慢。而且，基础设施建设也会过剩，也有个投资效益问题，这在一些地方已经成为比较严重的问题，如沿海一部分地区的机场、高速公路的利用率很低，经济效益差。因此，当强劲的外贸需求受制於东亚金融危机，东亚诸国经济复苏未见端倪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过剩，最终只能依赖中国自己的内部需求的增长和淘汰没有效率的企业才能最终消除。因此，可以预期中国经济将不可能在短期内再现 1990 年代初期那样超强劲的增长。但中国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还相当低，尤其多数农村地区更是如此，目前的过剩，只是相对过剩，而不是绝对过剩。当前的过剩和与其相伴随的一系列问题，早晚可随著收入和消费的增长而烟消云散。 

对中国自身、东亚以及世界经济格局来说，更具根本影响的问题是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前景。如果，中国经济可以在未来一段较长的时间里保持自 1978 年底开始改革开放以来所达到的平均增长速度，那么，在渡过当前相对过剩以及东亚金融风暴所带来的难关以后，中国经济将可以如国内外许多学者所预期的那样，在下个世纪上半叶重新成为全世界最大、最有实力的经济，实现自鸦片战争以来几代中国人所魂牵梦系的强国愿望。 

从经济增长的潜力来说，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再保持 20-30 年的快速增长。一国经济的增长主要决定於以下三个因素：（ 1 ）各种生产因素要素、尤其是资本的增加；（ 2 ）生产结构从低附加值的产业向高附加值的产业的升级；（ 3 ）技术的进步。其中最重要的是技术进步，因为在各种生产因素中，一个经济拥有的自然资源的量可以看作是给定的，各个经济之间劳动力的增加差别则不大，差异较大的是资本积累的速度。而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则受到技术变迁的速度的制约。如果技术不进步，资本不断积累必然会出现边际报酬递减的情形，积累意愿就会下降。同样，一个经济中如果没有技术的升级，也就不会有产业结构的升级。 

技术进步有两种实现方式：（ 1 ）自己投资进行研究和开发；（ 2 ）向其他国家学习、模仿，或者说花钱购买先进技术以实现本国的技术进步。技术开发研究的特点是成功率很低，一般而言， 95% 的科研投资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而在取得成果的技术中也仅有一小部分具有商业价值，因此开发新技术的投入很大而失败的概率很高；相对而言，模仿和购买技术所需的成本就要低得多。发达国家由於处於技术的最前沿，因此必须通过自己从事研究和开发才能实现技术进步，因而这些国家实现技术进步的成本高，总体的进步慢；而像我国这样的一个发展中国家，由於同发达国家在技术上存在著很大的差距，因此在选择技术进步的实现方式上具有后进优势，可以采用模仿、购买等方式来实现技术进步。许多研究证明，就是用买专利的方式，其成本也只是原来开发成本的 1/3 左右，更何况，购买的技术一定是已经证明是成功的、有商业价值的技术。 

从 50 年代开始到 80 年代，日本经济维持了将近 40 年的快速增长，亚洲四小龙的经济从 60 年代开始直到最近也维持了将近 40 年的快速增长，这些快速增长被认为是奇迹，他们依靠的就是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并以引进技术来实现技术快速的进步和经济快速的转型和增长。 

中国经济从 1978 年底进行改革开放开始，才走上和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同样的快速增长的道路。在 1978 年，中国的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远大於日本於 50 年代以及亚洲四小龙於 60 年代和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的差距。如果利用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能使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维持了近 40 年的快速增长，那么单单利用这个技术差距，中国经济应该就有可能维持近 50 年的快速增长。而且，在 70 年代时，中国从事低附加值的农业人口比 50 年代的日本和 60 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多，资源从低附加值的产业向高附加值的产业转移的潜力大；同时，中国的资本积累率每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