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银行的危机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是中国金融体系的顶梁柱。在几十年的经济建设中，他们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人们都在担忧，中国很快就要加入WTO了，国有银行能不能经受得起外来的冲击？

    国有银行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坏帐累累，[2]缺乏创新机制和市场竞争能力，根本就无法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改革开放打破了一个又一个行业的垄断局面，逐步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唯独国有银行对金融行业的垄断，谁都碰不得。

    中国政府一直非常重视金融体制改革，也不知道下过多少文件，作过多少决定，反复强调加强领导，精简机构，端正作风，整顿金融秩序，加强金融监管，反对贪污腐败，督促加速金融体制的改革。这些经年年念，月月念，天天念，念到了今天，金融业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变得越来越严重了。确实，国有银行的改革是金融改革中最难啃的硬骨头。 

    (二) 国有银行的历史包袱

    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当中有三分之一来自于历史包袱。这部分不良资产问题和国家当年的“赶超”战略有关。在建国初期，为了赶超世界先进工业国家，政府提出“以钢为纲”的方针，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赶超”战略给我们留下来一大批背负着政策性负担的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战略性政策负担。另一类是社会性政策负担。

    许多国有企业属于能源、交通、原材料和基础产业，由于国家长期以来压低能源和生产资料的价格，使得这些企业长期处于亏损状态。为了实现“自力更生地建设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目标，一大批国有企业的发展方向不符合我国资源的比较优势，没有生存能力。还有一批国有企业在“备战”的口号下，钻进了深山老林，不具备正常的生产条件。这些企业背负了战略性政策负担，很难摆脱亏损。

    在“赶超”时期，国家把大量资源投入了资本密集型行业，没有余力发展劳动密集产业。由于资本密集行业不可能大量提供就业机会，为了保障城镇居民就业，政府只好按“计划”叫国有企业安排就业。在许多国有企业中冗员比例甚至超过二分之一。除此之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必须承担职工的住房、教育、养老、医疗等福利。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到来，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越来越重。这些社会性政策负担把许多国有企业压得喘不过气来。

    这些政策性负担必然增加了国有企业的经营成本，导致利润低下，甚至亏损。国家只好采用各种方法扶持国有企业，其中包括直接对国有企业进行资金扶持。在实行了“拨改贷”之后，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扶持主要是通过国有商业银行进行的。[3]国有企业亏损的“责任归属”非常模糊，无论是企业、银行和地方政府的负责人都不认为是自己的责任。因此，往往没有谁需要为国有企业的不良贷款具体承担责任。毫无疑问，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支持必然转化为国有银行的政策性负担。一方面，政策性贷款可能直接造成银行的不良贷款；另一方面，这种政策性负担同样加剧了银行经理人员的道德风险，从而加速了国有银行内不良贷款的累积。

    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当中另外三分之一来自于宏观金融政策的变迁，还有三分之一来自于各级政府的行政干预以及银行自身的决策失误。[4]

    如果西方的商业银行出现了不良贷款，处理方法比较简单，可以直接追究银行管理人员的责任，直到让这家银行关门倒闭。可是，很难处理国有银行的巨额不良贷款，甚至找不到需要直接承担责任的肇事者。既然谁都不必为此负责，那还着什么急？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一年又一年地拖了下来，越积越多。

    (三) 国有银行改革的症结

    中国国有银行改革的症结是体制问题，说到底只有两条：

    (1) 政企分开

    (2) 通过市场竞争选择金融人才。

    只有政企分开才能避免各级政府过度干预造成贷款坏帐。只有让优秀金融家来主持银行才能保证在市场竞争中取得成功。这两个条件是改革国有银行的前提条件。第一条是政策环境。如果政府官员不停地干预银行业务，哪怕就是再优秀的金融专家也难以施展身手，甚至会被恶劣的经营环境逼走。第二条是说人的因素，在正常的经营环境下人的因素第一。尤其是在现代金融行业，千万不能让外行来领导内行。 

    有人说，那么多的经济学家都主张开放民营银行，为什么不先帮助国有银行搞好改革？经过好多年反复研究讨论，多数经济学家终于认识到，改革国有银行要比创建民营银行困难得多。最大的问题就是很难做到上述的两条。 

    政企不分使得国有银行的改革格外困难。国有银行的高层管理人员本身就是政府官员，无论是在组织上、人事上和心理上，国有银行的经理人员都必然高度依赖于各级政府。一方面他们忠实地执行政府的各项计划和意图，另外一方面，一旦国有银行遇到困难也必然会要求政府提供支援。政府提供的担保从根本上削弱和瓦解了国有银行改革的基础和需要。例如，如果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足，政府发国债筹资用于充实银行的资本金；[5]如果国有银行不良债权过高，资产质量低劣，国家则通过债转股的方式，在帐面上改善银行的资产质量。[6]正因为有政府的干预和担保，国有银行养成了相当严重的“道德危机”，补充资本金以后资本充足率又不断下降，债转股以后不良债权又迅速积累。政府的担保一方面破坏和瓦解着国家信用，另一方面则阻碍着民间信用的建立和发展，是债信文化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巨大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国有银行商业化是化不了的。因为，国有银行、国有企业和国家财政是一家，政府、银行、企业紧紧地捆在一起，国有银行的改革没有需求，没有动力，没有基础，也没有条件。

    如果国有银行能够找到优秀的金融企业家，并且他能够得到上级充分的信任和授权，顶住各种压力，政企分开，拒绝政府过度干预，那么，即使维持国有产权，也存在着办好国有银行的可能性。 

    可是，金融人才从哪里来？众所周知，只有通过金融市场的公平的竞争才能培养、识别、挑选金融人才。目前，国有银行的行长是由组织部挑选，由各级党委决定的，最后还要经过当地政府发个任命状。在这种体制下就很难避免双重扭曲：首先，组织部难免按照政府官员的标准推荐一些庸才。其次，就算凑巧蒙上一个人才，如果人事权控制在上级政府手中，怎么能够要求行长们做到政企分开？

    在组织部推荐的人选中，就是按照概率分布，也会有几个比较好的人才。在这些人才当中，也会有几个能够和上级领导保持良好的关系，得到上级的支持。因此，国有银行和其他国有企业一样，尽管大部分有问题，总可以找出几个较好的典型。正是由于存在着这些好的案例，使得许多人仍然对办好国有银行抱有很大的期望。可是，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才能有规则地选择合格的金融家来管理国有银行，如何才能真正做到政企分开？在现有体制下，要做到这两条非常困难。即使偶尔出现几个比较成功的典型，也不具有普遍推广的意义。 

    要搞好国有银行的改革，必须改变过去选拔干部的程序，通过公平竞争，从真正懂行的专家当中来选拔银行行长。行长的任命权必须交给银行的董事会，而不能由政府官员或者党委来决定。从理论上讲讲似乎很容易，真正做到，非常难。 

    由于目前没有公平竞争的环境，很难鉴别谁是金融人才。银行的董事会形同虚设，变成了退休老干部俱乐部，没有监督管理的能力。改变银行高层管理人员的挑选规则必然会涉及到许多既得利益集团。如果试图做到政企分开，必然会遭遇许多政府部门的反对。如果不做出重大的突破，想要让国有银行改革取得较好的成果是不切合实际的幻想。

    (四) 国有银行改革受制于国有企业改革

    可以预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的金融体制有两个特点是不会改变的：以现有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格局不会改变，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总量中占绝对优势的局面也不会改变。因此，国有银行改革取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展和直接融资体系的发展。

    国有企业由于缺乏自我积累的能力，在改革过程中更加依赖外部资金的扶持。如果国有银行按照真正意义的商业银行来运作，经济效益普遍不景气的国有企业将遇到极大的融资困难。目前，国有企业占用了80%左右的银行贷款，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总量中占绝对优势。以股票市场为核心的直接融资体系，无论是在总量上还是在结构上，都难以满足国有企业的资金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都不会改变国有银行作为国有企业外部融资主渠道的地位。国有银行必须承担着整个金融体系的大部分功能，它无法完全按照自身改革的需要调整运作方式和业务范围。因此，国有银行能否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能否顺利走向商业化经营模式并生存下去，首先取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是否顺利。 

    如果国有银行希望降低不良资产，无论是通过国家财政还是通过资本市场，只要一有动作就势必牵涉到国有企业。例如，通过“债转股”的方式来减轻国有企业的债务负担，这原本是一个很不错的想法，在西方工业国家中也经常这样处理企业债务。“债转股”的结果是让国有金融机构持有一部分，甚至相当大的一部分国有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