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发展战略目标的三大思考(1)

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了“十一五”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主要包括七类发展目标，涉及到经济增长、增长质量和效益、自主创新、社会发展、改革开放、人民生活和民主法制等方面，前三类是经济发展的目标，后四类是非经济类发展目标。职业教育发展成功与否，直接或间接关系到“十一五”规划目标实现的质量与效能。为此，2005年11月，国务院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并发布《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职业教育“十一五”期间的“四大工程”、“四项改革”和“四个计划”发展战略目标和重要任务。笔者认为，目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目标主要问题不在于满足“量的增长”，而在于如何“实现目标，确保目标的‘含金量’”，确保职业教育发展增长的可持续性和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一、发展目标的指标化与定量化之思考

“十五”大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其核心概念是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这是对西方科学精神和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融合的结果，是一种“智慧的发展观”。“发展”起初并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答案，一个用来回答“匮乏”问题的答案。匮乏是相对于需要而言的，而需要是有高低之分、新旧之别的。因此，《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以“增长为核心”的发展也是一个涉及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和“建设和谐社会”合法性的“硬道理”与“战略目标”。
　　《决定》和“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的精神，基于我国就业和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两个大的变化，一是社会劳动力就业需要加强技能培训；二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需要更多的高级技工，因此，需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发展对于把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使我国经济建设切实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轨道上来，具有重大意义。《决定》提出的“十一五”职业教育发展战略目标，具体包括“四大工程”、“四项改革”和“四个计划”，其要旨在于：首先，进一步审视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即把“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视为：是推进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迫切需要、是促进社会就业和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完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作为振兴经济、增强国力的战略选择；其次，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体系，力求做到“四个必须”，培养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技能专门人才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再次，加强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提高职业院校办学水平和质量；最后，面向市场、整合社会资源，多元化办学，推进职业教育体制改革。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依据《决定》提出的发展战略目标框架，合理科学地设定全面和具体的规划目标体系，尽可能将这些目标指标化、定量化，即提出的绝大多数的目标是有明确的指标，可定量的、可测定的和可评估的。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职业教育成功经验证明：发展目标的指标化和定量化，有助于体现职业教育“绩效责任制度”(accountability systems)的建立。所谓“绩效责任”，就是通过管理(management)取代行政(administration)，籍由市场(markets)、契约(contraets)替代官僚体制(bureaucracy)。职业教育绩效责任的内涵，也就是要回答：谁(who)?应该负责什么(what)?以及对谁负责(whom)等问题。正如经济学专家胡鞍纲在《尽可能将发展目标指标化定量化》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发展目标的指标化和定量化，是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他认为，发展目标指标体系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市场经济转型和开放条件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区分三种不同的作用，即政府与市场的各自不同的作用和它们之间的互补作用。根据公共产品、私人产品和混合产品的不同类型产品和服务，来划分三类不同的领域：由政府提供或干预的非竞争性公共服务领域；私人产品和服务竞争性市场领域；由政府适当干预、指导并利用市场机制的混合产品和服务领域。为此，他提出发展目标的指标体系包括：责任性、预测性和指导性等三类。
　　《决定》中提出的“四大工程”目标，即技能型人才培养工程、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程、农村实用性人才培训工程和城市职工继续教育与再就业工程，而其指标体系主要包括各级政府责任性(如政策保障、投入问题、基础建设、教育资源整合和社会环境等)、加强对职业教育发展规划、资源配置、条件保障、政策措施的统筹管理的力度，研究解决职业教育发展重大问题的效度和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优先政策与措施等。《决定》指出，发展职业教育的责任主要在地方。而地方政府的指标，主要体现在执行力和创新发展力两大方面，具体包括就业准入制度的实施、地方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的规划和人才培养规格、类型、层次的规划以及就业服务体系的完善。　　

　　二、发展目标的主体地位之思考

现今世界职业教育可分为三大模式，即学校职业教育模式、企业职业教育或职业培训模式和双元制职业教育或职业培训模式。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职业教育经验和特征对我国职业教育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和实践的借鉴意义；职业教育发展目标的主体地位是通过国家立法和政策优惠确定的，政府和企业、行业在发展职业教育中起主导作用，国家通过立法和优惠政策对政府和企业均有明确的要求和引导，规定职业教育方面的投入，要求企业必须提供相应的实习场所和条件，否则需要支出经费请行业内相关的企业代为提供培训岗位，一方面保障职业教育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履行主体地位的法律义务，即为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承担提高劳动者职业能力的职责。　　
　　综观世界职业教育的发展多元化趋势，呈现出市场化模式、计划性模式、市场与计划混合模式、政府和企业、行业共同承担模式以及普职渗透模式，但其间共同的特点在于：政府和企业、行业的“两个主导作用”互相融合。事实上，职业教育的主体地位是发挥“两个主导作用”的基础，现在的问题是：我国企业、行业在职业教育发展中“主体地位的缺失”，至今的《决定》仍旧停留在“鼓励”或“倡导”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发展事业的“一般性号召”要求上。为此，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呼唤“企业、行业主体地位”，不仅是职业教育体制改革“不可回避的命题”，更是职业教育发展“本质内涵的具体体现”。上世纪 90年代中，我国许多地方纷纷进行所谓的“职业教育办学体制改革”，将企业、行业所办的职业学校和培训职能收归教育行政部门、社会团体管理和实施，其带来的“严重后果”和“沉重代价”便是：技能型人才数量和质量“匮乏”；学校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与劳动力市场“脱节”；毕业生缺乏“就业竞争力”；教师没有实践经验，专业化发展遇到“瓶颈”；职业教育课程设置“愈趋普通教育化”，丧失职业教育特色。如果说，企业、行业从前所办的职业学校留有“计划经济的烙印”，那么，现今职业教育呼唤“企业主体地位”，则更多是顺应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企业、行业主体地位不仅仅局限于企业办学，而现在无论是功能或是作用范围更为广泛。企业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其意义和作用主要体现在：
　　1．企业、行业的需求和预测，有助于制定职业教育和培训规划，提升职业教育应对劳动市场变化的适应能力；
　　2.企业、行业在开发制定本行业特有工种职业资格标准，开展职业技能鉴定和颁发证书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话语权”；
　　3．企业、行业在参与国家对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的教学评估和相关管理工作方面，赋有“雇主”和“劳动力市场裁判或鉴定师”的“双重身份”；
　　4．企业、行业在培训员工和实施继续教育的过程中，一方面提升了本行业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另一方面又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　　
　　5．在培养技能型人才、促进就业和再就业、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提升毕业生和受训者的“就业竞争力”方面，企业、行业不仅提供顶岗实习、工学交替的机会、基本条件，而且为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提供了规划思路；
　　6．企业、行业的主体地位，有助于遵循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带来的不仅仅是职业教育办学体制的多元化和投资融资、资源调整的多元化，而且密切了教育与经济、学校与企业、育人与用人、学业与就业的联系，企业、行业的需求、市场的要求成为职业教育改革最强劲的“源动力”。． 澳大利亚的成功经验业已验证，企业、行业在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中的“主体地位”，其贡献就是确立了职业教育的品牌地位和为质量提供保障。具体做法包括：通过9个行业技能委员会开发“培训包”(Training packages)，建立质量保障体系，开发职业教育与培训项目。之思考

为了实现《决定》中所提出的发展目标，必须遵循教育规律和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特殊性，“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新的科学发展观，本质和核心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根本目的就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那么，以人为本的职业教育科学发展观，就晕以学生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