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湖北美术教程：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现代美术

2012年湖北美术教程：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现代美术

从清末的洋务运动开始，中国人的眼光已经从封闭锁国的本土瞄向了大洋彼岸，一批批的留学生被派往国外，也正是他们将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理念带回了本土，并逐渐的生根，影响着中国未来的历史进程。中国的美术也不例外，早期留学德国的蔡元培先生便提出了“美术治国”的理念。中国人看待事物的方式也悄悄的发生了变化，不在是单纯的单线、平面的方式，其中便渗透出了光影的变化。这样的变化到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得到蓬勃的发展，产生了繁荣的新气象。中国的社会变革也同时与西方的社会动荡相一致，观念在社会的动荡中相互更替，此消彼长。西方的和本土的、落后的与先进的在同一个板块中相互碰撞，相互融合。这个时期的绘画同过去的绘画相比，它的社会文化环境、对象，作者的品类与形式及地位，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正如整个中国现代文化具有的过渡性、矛盾性和生发性那样，这个时期的中国绘画便充满了新旧交替、中西混融、变化发展的特色。中国现代美术是在继承传统文化引入西方文化的背景下向前发展的。虽然早在明代就有包括绘画在内的西方文化传入，如传教士利玛窦便带来来了西方的工具、材料和油彩的绘画技术，但大规模的引入还是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侵略者的炮舰而舶入西方文化，是19世纪后半叶的特征。中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中国的先进人物逐渐主动向西方寻求救国之道，至五·四运动，遂演成中国现代文化的主潮。面对着封建制度崩溃、民族资本主义薄弱、帝国主义掠夺和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潮，中国的革命者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以它为指针进行了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革命。中国现代美术的发展历程和基本特色，主要是由这一历史主线规定的。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时代和革命的要求与艺术自身规律间的矛盾，启蒙需求与救亡主题的相互制约等，都围绕上述主线对美术的发展产生了影响。现代历史文化和包括革命斗争在内的社会运动的种种曲折、变异，都可以在现代美术的山谷中听到回声。 受制于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国现代美术不像西方现代美术那样主要表现为艺术观念与形式创造的转换，而主要表现为艺术社会价值的寻求与适应。当它在20世纪初起步的时候，面对着多种可供择取的途径：如文人画一类娱情自赏的传统，西方标榜超功利审美创造的近代传统，以及为人生而艺术的写实主义、表现主义传统等。 辛亥革命至30年代前期　20世纪初，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反清革命诸种因素的影响下，一些具有新思想的人和留学生如李瑞清、李叔同、李铁夫、高剑父等，办新式美术教育，迈出了中国现代美术的第一步。辛亥革命前后，到日本、法国、英国、比利时、美国学习美术的人激增。1912年，刘海粟、乌始光等创办了第一所新型美术学校（见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尔后又相继出现了北京美术专科学校(见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苏州美术专科学校、武昌艺术专科学校、杭州国立艺术院（见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中华艺术专科学校、立达学园、广州美术学校、中央大学艺术系等美术或以美术为主的艺术院系。一批著名的留学生和美术家如徐悲鸿、林风眠、颜文梁、吕凤子、丰子恺、陈之佛、潘天寿、汪亚尘等，都投身于美术教育，美术学校遂成为传播外国美术的窗口和新美术运动的策源地。蓬勃发展的美术教育与蔡元培倡导的“以美育代宗教”说很有关系，在20～3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洋画运动有迅速可观的开展，归国留学生大多画油画、水彩画和素描，各美术学校也以教授洋画为主要课程，各种画会、研究会、私人画室不断办展览、出版刊物，介绍西方美术。不同的派别与主张也经常有尖锐的论争，以青年美术家为主力军的新美术队伍，思想敏锐，朝气蓬勃，勇于吸收，但在理论修养和艺术技巧上都比较幼稚，有时不免陷入模仿或者空想。 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鲁迅倡导的新木刻运动最有力地代表着为人生而艺术的思潮。在政治上，新木刻运动属于左翼，在思想上，它广泛吸收了欧洲版画尤其是F.麦绥莱勒、K.珂勒惠支和苏联作品中的人道主义和革命精神；
在艺术上，则以外来形式为主，吸收了传统版画的某些因素。鲁迅说：“近五年骤然兴起的木刻，虽然不能说和古文化无关，但决不是葬中枯骨，换了新装，它乃是作者和社会大众的内心的一致的要求……因此也常常是现代社会的魂魄”（《〈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见《且介亭杂文二集》）。 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　抗日战争爆发后，抗战救亡升为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生活的第一主题。全国文化艺术界在动员、宣传抗日的浪潮中团结一致，发挥了先锋作用。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漫画界抗敌协会相继成立，爱国画家们纷纷组成宣传队、工作团，走向街头、农村、前线，用画笔唤起民众，歌颂杀敌将士，揭露侵略者罪行，相互间的学术分歧让位于共同的斗争目标。大批长期生活在　大城市画室中的美术家，在抗战宣传或颠沛流离的转移中接近了劳动大众,走出了为艺术而艺术的象牙之塔,思想情感发生了变化，艺术创作也呈现出新面貌。面对空前广泛的对象,美术界开展了关于大众化问题的讨论,提出了要教育民众、唤醒民众需先适应民众接受条件与欣赏习惯问题。大批美术家云集武汉、重庆、成都、桂林、延安；
上海、北京、杭州、南京等地的美术院校也有的迁至大后方,这一特殊的环境带来了困难与矛盾,也提供了艺术界交流促进的条件。地理位置与战争的阻隔，使美术家们离开了近现代美术的中心地，如上海、北京等大都会，但巴山蜀水向他们展示了壮丽的自然美，也为他们提供了到西南、西北写生访问的机会，不少画家由此而获得了艺术上的新生命。抗战的思想气氛使美术家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文化观念高涨，由之而激起他们对祖国美术遗产的重新发现。张大千一行的对敦煌壁画的临摹,以常书鸿为首的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王子云、谢稚柳等对西北美术文物的考察等，都历尽艰苦，获得了种种成果。沦陷区的美术家大多深居简出或杜门谢客，拒绝为侵略者所用。许多美术家都以曲折的方式表示了他们的爱国情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培养了一大批致力于大众革命美术的画家，创作了一系列充满生活气息的作品。尤其在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文化下乡、为工农兵服务成为各抗日根据地艺术活动的纲领，集战士、宣传员、画家为一身，成为美术家的特色。从全国各地来的青年画家、美术院校学生或美术爱好者，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及其分校短期学习后,便奔赴前线与基层,办小报、画连环画、刻木刻、印制年画，和美术的普通欣者建立了全新的关系，涌现了古元、彦涵、力群、胡一川、王式廓、罗工柳、华君武等卓有成就的画家。他们的版画、漫画等，大多摆脱了对西方绘画的模仿，吸收了某些民间美术或传统美术的因素，完全以战士、农民和解放区的新生活为描绘对象，呈现出清新、明朗、质朴的特色。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早期的美术呈现出芬芳多变的局面，它们没有因为战争或动荡而被损伤，思想的解放打破了千年的封建禁锢。艺术家们没有因为在极度的物质匮乏中而改变自己的追求。作为纯粹意义上的现代主义的实践者，如林风眠、吴大羽、李清萍等人，他们把现代主义精髓与中国式的情结结合，创造出丰富多彩的艺术样式。林风眠、吴大羽所创办的杭州国立艺专，从中走出了象赵无极、吴冠中这样的对当代艺术产生深远影响的艺术家。

相关推荐:

湖北普通专升本专业选择指南：2025最新报考攻略！

湖北普通专升本备考经验：过来人的5点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