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师范大学自考解决土地问题 法律不能总缺位

　　村民上访，围追堵截不是办法

　　近期，顺德陈村、大良分别发生农村群体性事件。顺德下一步改革，要突破传统的自上而下、主体单一的社区建设、基层治理和社会维稳模式，充分引导和动员体制内外的各种积极力量，共同参与农村和基层的发展、改革和稳定。

　　南都：农村群体性事件较多发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

　　冯家擎：我经历过的群体性事件比较多，一是外嫁女，第二是征地。两个都很有代表性。要化解这些矛盾，使其不至于成为群体性事件，首先是要做些解释工作，包括对政策和信息公开，其实我很认同梁书记(梁维东)说的，要加强公民素质、法制教育。其次，应通过改革来调整相应政策，让基层制度和法律衔接得更好。

　　刘映南：一些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政府相应的应有两个态度：一、对于确实有问题的，要积极面对，切实解决，要还利于民；
二、对于个别别有用心的，要果断地打击。

　　党国英：顺德存在的这些问题，全国其他地方也有，这是全国性问题。顺德改革，我觉得可用三句话来形容。第一句是“大象无形”，一个政府的形象大不大，不是靠高大的政府大楼、庞大的行政机构来反映的，而是靠公信力、靠执政能力来体现；
第二句是“大音希声”，一个社会要让老百姓说话，要提倡法制，政府要警钟长鸣。不要动不动就搞一些英雄模范事迹报告、唱红歌，这样的声音不是“大音”；
第三句是“大利无争”，政府的利益应该体现在人民利益、公共利益、软环境建设上。我给顺德改革一个建议，不要大搞公有制，公有制只应该在公共事业方面搞，要发展私营经济、发展农村集体经济。

　　徐勇：群体性事件的主要根源是土地稀缺所致。过去不值钱的土地现在身价倍增，土地产生的利益也变得更多。另外，土地的权属问题不明晰，产权的主体混乱是导致矛盾产生的根源。要想解决这些问题，首先，政府要对土地的权属问题进行重新梳理。其次，对于历史遗留问题，要做到在哪里出现就在哪里解决，政府围追堵截不是办法，更多的应该指导推进。再者，要做好关于土地问题的系列基础性工作，否则按下葫芦起来瓢；
如果土地问题比较复杂难以解决，政府则应该积极引导农民通过法律手段维护权益，在土地问题的解决上，法律不能总是缺位，要让农民有一个合理的渠道去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上访或其他过激的方式去表达诉求。但法律也不是万能的，一旦因土地问题产生群体性事件，政府也应该积极地加以疏导和干预，妥善解决。

　　宅基地固化，开弓没有回头箭

　　顺德从2001年起开始推行农村宅基地固化，因建设指标、规划控制等原因，固化宅基地政策的推行也引起一些矛盾。

　　南都：顺德宅基地固化的经验有何利弊，下一步如何推进？

　　冯家擎：坦白说，当年出台宅基地固化的政策，是因土地有限、需求无限，在当时这么做也很公允。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家的观念又有变化，这几年楼市价格越来越高，买不起的农民就想着多分配地。另一方面，固化后的时间越来越长，小孩长大了，如果两个孩子都去继承父亲的那一块地，就会越来越少，因此面临着调整。但怎么调，从稳定角度来说，政府也不会贸然做大动作。

　　刘映南：顺德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土地开发率高，许多村居已没地了，这种情况在容桂尤其突出。对于固化宅基地，容桂在2003年前后已开始落实，据我了解，现在基本已落实完。如何落实好农民的住房需求，可以通过保障性住房、农民公寓等多样化的形式，不一定要局限在地上。

　　党国英：宅基地固化顺德已搞了许多年了，开弓没有回头箭，我的建议是第一要体现公平，第二要规范化、法制化。

　　徐勇：农村宅基地的管理现在仍是空白点，需要政府合理科学的统筹。顺德作为经济发达、高度工业化的城市，人口应高度集中在中心城区或中心社区，从而达到节约土地目的，公共设施的投入也可更加集中而完善，这样市民们生活质量才得以提高。而对于现在宅基地存在的问题，地方政府也没有太多解决的办法，还是应该从引导的角度，提倡发展集中生活小区，在工业实现园区化后，让顺德的居民也实现园区化的生活模式。

　
　给“强政府”和“强社会”一个缓冲

　　顺德提出，下一步要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基层组织的权责关系，今后村（居）委会主要是履行自治职能，开展社区建设，发展公益事业，向政府反映社情民意，实现“去行政化”“去利益化”和“非专职化”。

　　南都：如何保证村(居)委会的去行政化、去利益化、非专职化？

　　冯家擎：去行政化是通过设立社区行政服务中心来实现的，村(居)委会不用再承担政务，而专注社区自治，从另一个角度说，有了行政服务中心后，居委会工作也不会太多，不用专职的人去做工作，许多事情大妈、大叔就可完成了，这样就实现了非专职化；
去利益化则是严格和股份社分开，涉及到利益的都由股份社来承担，例如土地分配、买保险等。村(居)委会应该自觉保证自己的独立性。对于马冈村委会来说，涉及到一些需要投入的项目，例如道路和公园建设，它的方式主要是向社会和政府争取资源，只是很少一部分需要股份社去支持。

　　刘映南：村(居)委会是通过《村民自治法》来保障其自治权利，也很有操作性，这一点和成立行政服务中心非但不冲突，相反，行政服务中心成立后分担其政务职能，还有助于保障其自治。根据我的经验，社区行政服务中心成立后，确确实实感觉好多了，减轻了基层的负担。

　　党国英：按照我的理解，“去行政化”应该是指不过多接受上级行政部门的事务，要保持自治体的独立性，但不能一概而论。一般来说，纯粹属于自治体内部的事务不是很多。

　　徐勇：顺德是典型的“强政府+强社会”的模式，两强相遇，就很容易产生矛盾对峙。以前是政府过强，忽视了中间力量的作用。现在，让村（居）委会实现去行政化、去利益化和非专职化，其实是要打造一个半官半民的中间机构，给政府和社会一个过渡、缓冲的环节，强调社区功能是希望起到平衡双方利益，化解群众矛盾、传递政府政策信息等，避免农民和政府直接碰撞。

　　换个灯泡还要申请财政，会很繁琐

　　顺德提出将推行社区发展计划，发展社区组织和社区工作机构，推动政府和社会各界出钱出力参与社区管理和服务。

　　南都：推动政府和社会各界参与社区管理和服务，公共财政对此能支持到什么程度？

　　冯家擎：容桂没得说，政府承担了大部分支出，例如我们的路灯、环境清洁、绿化、治安，基本都是政府承担的，当然目前并不能实现完全的覆盖，在一些大的项目上，例如公园建设、道路建设等，还需要社会资源。

　　刘映南：在一些纯社区居委会，政府投入甚至达到100%，而村改居的或有资产的社区，相对低一些，但还是政府占主导，占大头。未来集体资产的减少是趋势，但政府还是想保留、提升这些资源，这些经济组织的存在还是有好处的。举例说，换个路灯灯泡，如果都需要公共财政解决，那申请程序会很繁琐，如果村居保留经济成分，则可快速解决。可见，政府大包大揽并不见得都是好事。

　　党国英：出钱的问题我倒不觉得是大问题，管理才是个大问题，全中国的物业都要来一个大改革。拿北京的小区来说，一个小区30万人，只有一个物业公司，什么都管。一幢楼的保安，可由3个人轮班来解决，不需要一个太大的公司。而水、电、下水道维修这些，就需大公司来管。现在的问题是可分的和不可分的都归到一个物业公司里。具体来说，可以一幢楼成立一个服务队，来管安全。对于不可分的基础服务，成立社会化的专业公司，它不属于某个小区，比如水、电，哪个小区有问题就去哪维修，商业化运作。顺德基本没有农村了，社区管理也可采用这个做法。

　　徐勇：这方面云浮有比较好的经验。社会各界和民间力量一方面不依赖政府扶持，一方面又渴望得到民众和政府认可，政府提供制度平台给他们，让一些社会精英参与到部分社会政治工作中来，化对抗为合作。现在的一些乡村理事会让一些社会力量和人士参与进来，通过表彰和激励措施，将更多的资源进行合理优化地融合。

　　在土地问题的解决上，法律不能总是缺位，要让农民有一个合理的渠道去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上访或其他过激的方式去表达诉求。

　　让村居委会实现去行政化、去利益化和非专职化，其实是要打造一个半官半民的中间机构，给政府和社会一个过渡、缓冲的环节，强调社区功能也是希望能平衡双方利益。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