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贤文化”的起源、传承和发展

    自从有人类开始，就有了文化。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都有自己特有的文化体系。从本质上说，文化没有大小之分，但可着眼于大处或者小处剖析文化，比如民族文化和企业文化；文化也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别，比如高端文化和群众文化。我们之所以崇尚文化，因为文化是真实记录历史的载体，也是展望未来最有力量的工具。我们通过文化史料，可以知道人类的祖先进化的过程，也知道千百年来历史风云的变幻。可以说，当原始人在裸露的身体上遮上一点树叶树皮制作的物品起，就开始了人类文明和文化的进程。然后，有了语言，有了货币，有了文字，慢慢形成了一个文化链。让我们后人可以通过这条文化链，找寻到人类繁衍至今的文化发展轨迹。

   文化是一个广义的名词，不仅仅只指狭义的文学、绘画或者其他某种艺术。我们可以把人类生活中的每一样事情都列入文化的范畴，大类的比如饮食文化、住宅文化、群众文艺、文学艺术等等，从细微处，我们还可以看见酒文化、茶文化、糕点文化等企业文化。

   既然此文的标题是“贤文化”，那我就不赘述其他林林总总的文化类别了，巴比伦文明、黄河文明、印度文明等等，是史学家们研究的大课题，我只是个文学爱好者，对其他门类的文化根源和现状也比较陌生，俗话说“不懂不可装懂”，对自己不懂的领域，我不便妄加评论，免得贻笑大方。本文仅对奉贤文学领域，发表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就奉贤“贤文化”建设和发展来谈谈自己肤浅的观点和看法。供老师和文友们探讨。

   首先我认为，“贤文化”的提出，在地域上有了一个明确，那就是我们本地区的区域文化。奉贤形成的历史不是很长，从出土的文物以及史记记载，奉贤自古到今，也不过大约4000年历史。但文化不是以时间论长短的，当然，时间的跨度可以积累文化的底蕴，但不能说明这就是该地区文化和文明发展的所有内涵。比如，一个地区人类居住生活的年代非常久远，但是人们目光短浅，只满足于树皮裹身，茅舍度夜，没有探索，不求发展，一直不开化。而另外一个地区的人虽然起步很晚但却积极探知，有了树皮裹身马上摸索纺织衣物，选合适的地址看满意的风水把房屋建造得实用美观，那么，后者就在文化领域可能比前者有更大的跨越和发展。

   自从我们的祖先在奉贤这块土地上落脚开始，这块杭州湾畔的盐碱地上就有了文化。比如，那时候渔民去海里张网捕鱼；用泥巴和茅草搭建遮风避雨的房屋；把靠近海滩的滩涂平整晾干，然后引进海水，围起来借助太阳晒成白盐等等，此处不一一例举。但那只是生活所需的一种表层文化，这种纯粹作用于生存上的文化，还处于文化的朦胧状态，故不能列为“贤文化”的起源。

   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徒弟—言子从北方到南方各地巡游讲学，把当时的北方文明带入南方，据说他曾经在61岁高龄之后来过奉贤布道讲学，使荒蛮之地的百姓如沐甘霖，他的礼乐理论深得民心，也使奉贤文化有了一次飞跃和发展。奉贤地名因此而来，应该从那时起，才算确立了“贤文化”在奉贤大地的重要地位。之后，奉贤百姓崇尚礼仪，安居乐业。

   历代，奉贤涌现出了一大批历史名人，有文化艺术界的，也有军界政界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柘湖居士何良俊；有吴中草圣张弼；有白燕诗人袁凯；有一代名家腾白也；有官拜大学士的徐阶等等举不胜举。文人贤士辈出，表明奉贤是一块人杰地灵的沃土，在千百年人类发展的过程中，累积了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

   当人类物质生活有了质的飞跃之后，文化的需求也就越加凸显。江泽民同志提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我觉得这句话运用在文化领域，非常恰当。文化，一方面需要挖掘和认识，另外一方面需要传承和发展。和古代出现的那么多声名显赫的名家文豪相比，近代以来，奉贤较少出现著名文化人士，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因为近代连年战乱，民不聊生，生命没有保障的前提下，谈论文化简直有些不合时宜，当然，也就出不了文化名人。后来，新中国成立了，奉贤人民沉浸在建设家园的热情中，文化方面自然显得无足轻重，提高生活质量之后才能把注意力转移到文化上来，也是人类的一种思维方式。试想，一个三餐无着落的人，让他来写惊世著作，简直是天荒夜谈。曾经和文坛好友谈论过此类话题，那位作家认为“乱世出奇才”，他比喻了古代的“辛弃疾”“杜甫”和近代的“鲁迅”。我对此有不同看法，比如辛弃疾，他是南宋著名词人，爱憎分明，生逢乱世，但他历任湖北、江西、浙东等地安抚使等职，可以想象，一个为官之人，不至于三餐无着落。还有杜甫，其本人少年时即怀才不遇，生活贫困，后来任工部校检郎，一生颠沛流离，写出了很多传世佳作。其祖父是唐初著名诗人，从这一点看，杜甫似乎有文学遗传基因，而并非全部是乱世出奇才之功。还有鲁迅先生，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位爱国学者、大文豪，一生留下许多巨著佳作。前一段时间，我看过陈明远先生的著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上面例举了很多文化名人的收入和家财，鲁迅先生显然也是很有钱的一位。所以，我与文友讨论的结果，一致认为只有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后，才有心情和思绪进行文学创作和谋求文化发展，生活若无着落，何来文化发展？

   盛世兴文，当今我们欣逢盛世，如何传承奉贤的“贤文化”，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历来崇尚“敬奉贤人，见贤思齐”的奉贤把文化的发展摆上了最高议事日程。奉贤上至区委区府，下到居委里弄，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可以说是到了空前阶段。热情有了，下面就要看文化艺术界人士如何来把文化建设发展付诸于行动，对于文化人士来说，建设和发展区域文化，无异于初春听惊雷，久旱逢甘霖！

   近年来，奉贤在文化建设方面有了长足进展。一系列文化艺术人士，如雨后春笋层层不断，这类人才在书画艺术方面比较显著。文学艺术人才也如小荷才露尖尖角，惹人喜爱，只是比较稀少。群众文艺方面的成绩尤其突出，比如挖掘传承了奉贤滚灯舞；排练了很多优秀的小戏小品；这一切，离不开党和政府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和关怀，也让奉贤人民真正享受到了社会繁荣，文化发展带来的乐趣。

   我们寻找到了本地区文化的起源，接下来，该思考的是怎样传承的问题。我们知道，文化传承，不仅需要本地区涌现和确立一批知识丰富，道德优秀的文化人才，更需要伯乐的慧眼和领导惜才爱才的胸怀。现在，领导对“贤文化”建设的重视有目共睹，“贤文化”建设可以说万事俱备，独缺东风，而这缕东风，就是伯乐们的一双慧眼！我认为，民间有奇才，沧海有遗珠，应该来说，奉贤这块土地上，人才济济。但为什么新人不能冒尖？有的冒一下就沉下去了呢？这不得不要说到一个放不上桌面的问题。但既然是个问题，我认为还是有必要把它放在桌面上，是非对错，大家可以探讨协商，这样，可以提高奉贤文人之间的凝聚力，也对“贤文化”建设带来不少益处。反之，大家总是在背后指指戳戳，窃窃私论，于公于己皆不利。自古以来文人相轻，像一个黑色的幽灵，阻碍了文化的发展和腾飞，奉贤也是如此。纵观我们这个已经有五十多万常住人口的中等城市，顶尖的文学艺术学者非常稀缺，其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最让人遗憾的，就是文人相轻，自相践踏。一有新人冒头，作为前辈老师，不是扶持鼓励，而是拼命打压，似乎不把别人压下来，就不能显示自己的优秀。如果此风一旦蔓延，别说是“贤文化”建设了，文人之间的争斗也足以让领导焦虑心烦。文化界人士，是党和政府的左右臂，文化同仁们应该用自己的特长，更好地为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服务，开文明之先锋，是市民的榜样和楷模。可我自去年春天开始文学创作以来，感受到的却不是这样一种文学艺术氛围，而是恰恰相反！造谣中伤，攻击毁谤，极尽下三滥之能事。我们写文章的人，一旦被妒忌、憎恨这样的情绪和思想所左右，那么谈“贤文化”等于是一句空话，可以想象，一个心胸狭隘的人，只会阻碍文化的发展，而不会给我们区域文化发展带来什么好的结果。

   上面说了文化的传承所要具备的几点要素，下面我想说的是文化的发展所需要的氛围和环境。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文化建设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是非常有远见的！文化不能一枝独秀，而应该百家争鸣，然后才有百花齐放。一枝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要想让“贤文化”建设健康发展，奉贤的文化人士任重而道远。首先，每个人必须学会批评和自我批评，只有在谦虚好学的环境里，才可以写出好文章，收获好成果。我曾经在一篇文章（发表于威海文学）上指出，文化就像一个百花园，可以有绚丽的牡丹，可以有芬芳的玫瑰，也可以有圣洁的玉兰和飘香的丹桂，甚至还有葱郁的小草，姹紫嫣红才构成了花园的美丽，而每一种植物都有其生长的理由。但我们有的人总是认为这个不好，那个不对，从不拿镜子照一照自己的薄弱点，总是拿着放大镜去查找别人的缺点。找就找吧，也算是为文学同道把把关，可又不肯好好静下心来花时间找，而是闭着眼睛一味地瞎说一气，什么抄袭啊，剽窃啦，作为一个稍有文化常识的人，实在不应该说出那么没素质的话，因为，中国是个法制国家，有《著作权保护法》，抄袭和剽窃，是写作者之大忌，谁敢轻易触碰？再说，讲别人的作品是抄袭或者剽窃，是要有足够证据的，不然，人家反过来告你个诽谤，那真是很难堪的事情。之所以在文章里要提到那么一点，着实为“贤文化”建设的出发点而考虑，文化人，首先应该是高文品、高人品的人，而不是市井无知之人，这样不负责任地诋毁别人，一则会伤了和气，二则也辜负了区领导对文化工作和文化人士的重视，实在不应该。

   “贤文化”的建设和发展需要心胸开阔，知识丰富，涵养优秀的人物，我们奉贤有这样的条件和基础，因为，我发现我们这里还是有这样的文化学者的，比如杨淼老师！他佳作多多，著作厚重，却不事张扬，在文化领域默默耕耘，实为“贤文化”发展之典范！反观其他个别人，却把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