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日两国走向近代化的迥异

      提要:中日近代化的速度与结果差异巨大，对此，已经有很多学者、专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探讨。本文拟从不同的民族传统、社会结构 的稳定性、经济基础、被迫开国后政府的不同对策与作用等几个方面的不同来分析其必然性，以鉴往知今。

     关键词：中日 近代化 脱亚入欧 中体西用 差异                                                    

    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都是封建落后的国家，同样面临着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威胁。1840年，随着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近代文明之光开始透进沉沉神洲。1853年，美国海军一支小型舰队,野蛮驶进江户湾的蒲贺港，“我自闭关眠不动”的日本朝野，也诚惶诚恐地感受到了近代文明的威力。两个古老的东方国家接触西方文明相距仅十余年，但迈向近代化的速度与结果的差异是惊人的。中国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用了近70年，才完成了近代化的一部分，这期间，中国丧权辱国，走上沦为半殖民地的扭曲发展道路。日本则只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就走完了欧美资本主义150—200年走过的道路，20世纪初日显世界强国端倪。个中原因及带给我们的教训，值得深究，这固然有由于当时中日两国的战略地位和战略价值不同，中国所遭到的殖民侵略的压力远大于日本[1]，而且日本也曾受惠于中国的外因，但主要在于当时两国文化类型与民族传统的差异、社会的稳定性、经济基础及当时政府开国后的不同对策的迥异等的内因。对于它们的进一步探讨不仅有学术价值，而且对我国当前的现代化也有现实意义。关于这方面内容的研究，日本学者成果较多，中国较少。今笔者不辞浅陋，拟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一些思考，祈望赐教。

一、不同文化传统造就民族性格的迥异

    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属于宽容、温和而保守自闭的大陆性农耕文明，以孝为先，以家族为基本单位组织劳作。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这在巩固封建政权方面绝对可称为明智之举。但是,当世界进入近代化--也就是随着商业的发达和科学技术的革新，世界从经济上进入工商业主导时代、政治上资产阶级入主国家政权的时候，这种封建政权及其经济基础空前的稳固性却成了社会前进的最大阻力。古人很早就把中国看作是天下的中心，把周边民族或国家称之夷、蛮、戎、狄，产生了华夷思想。由于周边国家的臣服，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常常是册封与被册封的隶属关系，中国成为册封体制的中心,外国使臣朝觐时都要跪拜磕头，这就更强化了“皇皇中华,四夷来朝”的思想。中国又很早形成了独立的文化体系,并且成为文化输出国。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周围的地区，往往是中国给予文化的地区在中国古代,虽然也有别国文化流入，但它们不可能成为主流和改变原有文化的本质，相反，总要受到儒学的改造。所以,古代中国人对自己的民族和文化具有强烈的优越感和自信心。“资本主义以前的文化诚然是光辉的,但就因为太光辉,在变革时期不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2]久而久之,这种优越感和自信心就蜕变为夜郎自大的观念，对外国和外来文化总是不能正确对待和虚心学习。清末,即使中国已经落后,本土文化已经呈现保守，但上述传统观念依然非常强烈。顽固者自不必说。显然，传统文化观念模糊了中国统治者的视线阻碍了对世界文明的吸纳，这是中国越来越走向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日本属于海洋性国家，其海洋性文明的特征是发散性，具体说就是开拓精神、开放性特征，以忠为先。日本四面环海，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处于相对孤立的环境。对这一事实的反应以及为了生存和发展，日本民族渴望了解外部世界，吸收外部文化，以打破孤立的倾向，在知识方面的表现就是对外国的事物什么都想知道的求知欲。日本不是文化发源地，在公元3世纪以前尚无文字，在7世纪以前也没有系统的政治法律制度，公元645年大化革新以后，日本全面学习中国文化,使自己的文化迅速地产生了飞跃。对日本人来说，所谓外国，就是长时期内经常给自己带来文化的地方，来自外国的事物往往给自己带来新的便利和富裕。在幕府末期，虽然也有人提出过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思想,但由于日本不是册封中心，也没有文化输出的传统，所以日本的华夷思想的基础十分薄弱，它并没有给日本学习更先进的西方文化造成多大的影响。对日本人而言，一个明显的逻辑是，中国文化是外来的文化，西方文化也是外来的文化既然可以学习移植中国文化，而且效果又那样理想，为什么不能学习移植当今先进的西方文化呢？总之,日本的传统文化观念使日本能够比较理性，正确地对待外来文化。儒学在日本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远也不及在中国那么牢固和深远。这种状况为两国的近代化提供了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条件。江户时代之前，思想文化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佛教而不是儒学。进入江户时代以后，朱子学才取代佛教成为统治思想。但是，在江户时代中期以后的日本思想界，朱子学世界观迅速瓦解，在日本,由于没有通过像科学这种形式使儒学成为名副其实的官方教科书和现实化的择官准则，儒学的权威和对社会的影响程度自然要比中国弱得多。在从19世纪开始的亚洲近代化中，日本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其原因首先在于突破了儒教的世界观的束缚，把对其有效性的承认缩小到最小限定，极力限定儒学的有效范围才是其成功的内在因素。

二、社会内部结构稳定性的迥异

    中国从公元前三世纪以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就不断强化，政治上大一统、思想上大一尊合二为一，专制君主兼有“至尊”和“至强”的地位，其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威至高无上。在选拔和任用官吏方面中国实行科举制,在一定程度上是允许社会流动的,具有较强的调节社会矛盾能力。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官僚“四位一体”，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是他们共同的思想准则和纽带，在这个具有强大凝聚力的营垒中很难分化出与之相对抗的革新力量。臣民不要说行为连思想意识都不敢越雷池半步，即使是洋务运动的领袖们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也从来未曾逾越过君王、名教的观念，毕其一生最多就是做“中兴名臣”，而不可能成为“尊王倒幕”的藩主。因此，中国的近代化既缺乏足够的资本主义成长条件，又缺乏较为活跃的中间阶层，更缺乏开放、进取的文化底蕴。

    日本自1192年以来，始终未能形成一元化的集权统治，天皇与将军并存，地方上还有许多独立的藩国。日本维新思想家—有“日本伏尔泰”之称的福泽渝吉认为，幕府与天皇并存，使至尊的皇帝和至强的将军都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和尊敬。“这样至尊和至强的两种思想取得平衡，于是在这两种思想当中便留下了思考的余地，为真理活动开辟了道路。”4日本实行的是门阀世袭制，这使得一些门第较低而富有才干的下级武士无缘获得较高职位,产生强烈不满,并最终走上反对幕府统治的道路。进而代替力量不足的资产阶级领导了革命，从尊王攘夷转向倒幕维新。早在18世纪，“兰学”兴起这些中产阶级-武士就萌发了变革的思想。幕藩体制的分散性，利于西洋文明的传播，也利于新兴商业团体整合到新的政治体系中。松散的局面下，许多类似西欧自治体的组织如村民的“讲”、手工业者的“座”悄然产生，甚至出现了东亚绝无仅有的工商业自治城市。新经济、新政治势力、新思想顽强地滋生并逐步壮大，深刻改变日本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左右政局的变化，直至“大阪富商一怒而天下诸侯惊”。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曾经是旧秩序支柱的武士集团视旧主如仇，成了变革的中坚力量。

三、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的迥异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日近代化的不同结局，与当时两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有密切的关系。比较当时中日两国的经济状况，概括地讲，中国的地主经济较日本强，日本的前资本主义经济则较中国强。中国历代王朝一贯奉行重农抑商、以农为本的政策，地主经济始终受到国家的竭力保护。在人们的观念中，地主经济是最安全保险的产业，土地是最有价值的财富。这种政策和观念使地主经济处于优越的地位。而且，中国古代的土地所有不是固定的，地主阶层向社会开放，官僚、商人、高利贷者乃至农民都可以购买土地而成为新的地主，清末，地主经济的统治地位依然较为牢固。日本幕府时期虽然也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地主经济也受到政府的保护，但是，土地的所有基本是固定的，全国全部土地均为将军、大名、旗本和陪臣所有，固定的等级身份制也使地主经济缺乏了活力。在幕府末期,由于领主们的残酷剥削等原因,广大农民生活极度贫困，他们只能维持最简单的再生产。地主经济的强弱之分,使清末近代化的任务要比明治政府困难和艰巨得多!与强盛的地主经济形成鲜明的对照,清末中国的前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则显得十分薄弱。1840年鸦片战争后,为了抵御外国侵略,清朝兴办了一些民族企业，然而它们并没有使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产业得到较好的发展。这些企业有的属于官办，有的属于官督商办，官办企业主要是军用工厂，它们属于政府所有，资金的来源是政府征收得来的赋税，使用的劳动力大部分是裁汰的士兵，企业的扩大与否不是根据生产上的需要，而是根据政府的财政情况，所以离资本主义企业相距甚远。17、18世纪的日本，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比中国要普遍一些。19世纪以后，商品经济更为发展。

    日本国土较为狭小，市场的发展较容易。在德川幕府时代，大名和武士都离开其领有的农村,集居在自己领地内的城市中，他们必须通过市场来购买种种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城市中还居住着大量为大名和武士服务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他们的生活也需要依靠市场。另外,由于实行参觐制，大名们要定期率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