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考“中国文化概论”复习笔记（4）

　　第二节  秦汉：统一王朝政治下的文化演变

　　汉武帝中央集权的措施主要有三条：（1）实行“强干弱枝”政策，将家财在躲闪万以上的郡国豪富和二千石以上的官员之家迁往长安附近的皇陵地区；（2）任用酷吏，惩治那些地方的豪侠；（3）“内朝官”地位逐渐取代“外朝官”，皇帝剥夺了丞相的权力。

　　汉武帝时打击匈奴的几次战争：在汉武帝数十年对匈奴战争中，大的战役有三次-元朔二年收复河套地区的河南战役，元狩二年争夺河西走廊的河西战役，及规模最大的漠北战役。

　　西域：分狭义的西域和广义的西域两种。狭义的西域指新疆地区、天山南北，汉时分布着大小36个国家，文明水准相当高。广义的西域，除新疆外，还包括中亚、印度、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一部分。

　　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横贯欧亚大陆的东西方交通要道。从西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到东汉明帝派班超出使西域，汉朝共用200余年的时间，打通了通往西域各国的“丝绸之路”。这条“丝绸之路”不仅交流着物质，也沟通着中外的文化。中国文化经西域传到中亚乃至欧洲，异域文化如音乐、舞蹈等大量传来，特别是佛教的东传，更是打通西域最明显的结果之一。

　　打击匈奴的后果：长期大规模的战争和战后对内附异族的大量赏赐，使王朝经济不堪重负，从而引起内政的变化和内在矛盾的激发，甚至导致王朝的颠覆。  两汉边地民族持续内附，终于导致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

　　文景之治：西汉文帝、景帝年间，由于采取了与民生息的政策，轻徭薄赋，是历史上小农少有的太平日子，史称“文景之治”。

　　独尊儒术：在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多信奉黄老之学，从道家“清净无为”思想出发，实行“我无为而民自化”的治民之策，这样的政治理念特别适宜汉初社会经济恢复时期的现实。但当西汉国力强盛，“清心寡欲”的无为思想就不适宜了。好大喜功的汉武帝要“兴太平”，就要制作礼乐，要“改正朔，易服色”要举行封禅大典，大兴繁文缛节的建置，而儒学最能符合这种要求。所以，在公元前134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天人三策》的建议，罢黜黄老百家之言，独尊儒术，自此儒家思想正式上升为国家思想，一直延续了两千年。

　　察举制：察举就是选举，是一种由下向上推选官员人才的制度。它有许多科目，其中以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三科最显著。孝廉重德行，茂才重才能，贤良方正重学问。像汉代的晁错、董仲舒、公孙宏等皆出于此。其他科目还有明经、明法、尤异、治剧等。

　　分封制向郡县制度的转变：从秦朝建立到汉武帝初期百余年里，王朝政治经历了郡县制与分封制的反复。汉景帝时以吴国为首的“七国之乱”的爆发及其平定，标志分封诸侯的做法彻底过时。经过汉武帝一番切实的削弱政策的实施，郡县制作为王朝惟一的政治制度，最终得到确立。政治大一统的格局由此正式形成。

　　官员选拔的文化标准：两汉选官方式多种多样，最重要的有察举、征辟、考试等方法。有许多科目，其中以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三科最显著。（其他科目还有明经、明法、尤异、治剧等。）孝廉重德行，茂才重才能，贤良方正则重学问。三科取士是政治，也是文化行为，对化导社会以文化立身、以学问扬名，有着非常实在的作用。

　　两汉经学的作用及变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实际上实行的是内法外儒，安抚与镇压并用的政策。他利用儒学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封建统治。而到汉元帝上台后，提拔了一大批名儒来主政，使得西汉儒生一套宽政减刑、不与民争利的言论不顾实际地得到实行。建国二百年的王朝腐败以十分严重，现在全用“宽政”使得王朝政治如脱缰之马般向更腐败的地步堕落。本来汉代儒学就是杂着阴阳灾异的混合物，它的宇宙论模式是阴阳家的五行相生相克，落到历史层面的是“五德终始”之说。

　　政治的腐败透顶，再加上自然灾害频繁，汉家的“失德”该有新王朝代汉的说法渐渐传开来。于是王莽利用这种说法，代竿建立新朝。但王莽是一个食古不化的书呆子，他完全按照《周礼》治理国家，所行的大政没有一样切合实际。当时由于天灾人祸，人民无法生存，开始造反，他还只顾和大臣们议制度，以为礼制一定，天下自然太平。所以王莽的失败，是一场经学的失败。东汉建立后，像“尧舜禅让”一类的经论被皇帝“受命于天”的论调代替了，以后再也没有见谁敢提起过。

　　士大夫阶层的养成：两汉独尊儒术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士族阶层的养成。从汉武帝开始儒学之士被提拔任用，特别是元帝以后，经学兴盛，儒学起家的士人开始分享国家的权力和利益。在这个阶层身上，有中国的学术思想、文化艺术，有中国的政治，作为社会的清流显要，又对时代风尚施以重要影响。许多重大的文化现象，都与这个阶层有关。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中国文化在曲折中的演进

　　永嘉之乱：八王之乱时，成都王颖招引匈奴贵族刘渊作外援助战，刘渊就以“赴国难”的美名。长驱直入，攻城掠地，蹂躏中原。晋永嘉二年（308年），在山西平阳称帝，国号汉。永嘉五年，刘渊的军队攻陷洛阳，俘虏晋朝皇帝，史称“永嘉之乱”。

　　十六国：西晋之后，初期进入内地的少数民族纷纷建立政权并且互相征伐、先后替代，共有十余个政权，史称“十六国”时期。

　　玄学：玄学是魏晋时期用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义的一种新的哲学思潮。一般认为始于曹魏的何宴、王弼。他们倡导玄学，竞事清谈。清谈的内容是谈玄论道，剖析妙理，提倡放荡，是老庄思想的发展。但到稍后的嵇康、阮籍时，因他们极端厌恶司马氏以道德的“名教”欺世，于是标举“自然”大唱反调，在行为上更是放纵，不守礼法，为世人树立了一种名士形象。西晋立国后，一些清谈名士如向秀、郭象屈从于司马氏，著文否定嵇、阮的主张，使玄学完全变成了为西晋统治及门阀利益服务的思想工具。

　　般若学：这是佛家“空宗”的理论，强调以“空观”看世界。代表人物早期有道安，之后有鸠摩罗什及其学生僧肇。

　　涅槃学：涅槃意译为“圆寂”， 涅槃学主要讲成佛的问题，如何成佛，成佛的理据及成佛的阶段等。在中国，涅槃学的代表人物是道生。

　　《神灭论》：由佛教引起的争论。最富于观念色彩的是神灭论的争论。这场争论以范缜《神灭论》最著名，在诸多争论中也最为激烈。

　　西晋灭亡的文化原因及后果：统一西晋王朝的旋生旋灭，是大一统帝制文化阶段性走到尽头的结果。西晋败亡的直接原因是“八王之乱”，实际上是曹魏以来皇权建立不合法理的恶果。八王之乱争夺皇权，弄到家族内部骨肉相残的地步，实在是政权的“继统”一事上失去了道德的表现。但继统问题的道德沦丧只是结果和表象，深层的原因是东汉以来世家大族的势力膨胀，根本妨碍着统一王朝的稳固。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奢侈腐朽。所以，西晋灭亡的文化原因及后果就是：从西汉重儒术起，几百年培育起的一个对维系社会政治有重要职责的阶层，到汉晋之际，已经被权力腐蚀，负不起它应负的政治责任，因此，西晋的灭亡是必然的。

　　南朝士族政治及士族文化：东晋是世家大族势力获得更大发展的时期，高门大族完全掌握了政权。东汉以后，是士族操纵地方权力，经西晋到东晋，中央权力几乎都操纵在大族手里。大族在政治及其他方面的得势更助长了他们的门阀观念，士庶之别，判若云泥。高傲的世家大族有一个心理依据，即他们是书香门第。士族起家于两汉经学，而国家需要经学之士的原因在于平治天下。但因此起家的士族在魏晋之际却发生了转变。他们日益向虚旷的方面发展，越来越把注意力集中于学术、文学和艺术，同时也越发放浪形骸。当世家大族把政务实权避让出去的同时，也更牢固、更出色地把文化大权操纵在自己手里。

　　开发江南的过程：长江中下游地区（即一般所谓的江南地区）开发的加快，是从三国时的吴国开始的。东吴政府注意兴修水利，疏通河道，农业和商业也都有相当大的发展，吴都建业成为繁华的都会。（江南大族阶层也随之出现）永嘉之乱后上百万的北方农民迁移江南，为江南开发带来了生力军。南方的开发，为后代中国历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固的经济后方。

　　佛教的传播及南北特点：佛教产生于印度，约在两汉之交传入中国。汉武帝通西域，中国与中亚的道路打通，佛教也从西域经丝绸之路传到东土。最早传入的教义是小乘教派的《四十二章经》，而早期的传教者为西域胡僧。汉魏之际佛教的传播依托的是本土固有的长生不老宗教，魏晋之际，佛教更在玄风大畅的背景下，在社会上层中广泛流传。从那时起，教义已经为大乘经论为主。大体而言，魏晋南北朝佛教教义的流行可分为两大阶段：前期以般若学为主，后期以涅槃学为主。  佛教在南北朝的发展，是有南北之分的。在南朝，皇帝和士族对佛教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南朝士人信佛，“偏于谈理”。北朝“偏于教”，其含义是北朝人的信教重在照佛教所说的去修行，以摆脱轮回，所以特重禅法。（在北朝是寺院经济妨碍国家利益，在南朝则表现为义理的冲突）

　　南北民族融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不仅是北朝的现象，也发生在南朝境内各民族之中。中原人群的南迁及对南方的开发过程，也正是南朝民族融合的过程。开发所至，也就是融合所至。北方边地民族内迁的过程同样也是融合的过程。十六国时代许多政权的建立者，都对中原文化有较深的熏染。就在混乱的十六国时期，北方各政权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