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考“中国文化概论”复习笔记（6）

　　儒户：元朝社会阶层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名目“儒户”。这是根据宗教派别划分出的户籍，与佛教、道教、穆斯林、景教、阴阳先生、萨满教巫师户等同等级，可以免除赋役。

　　元朝民族融合的新特点：在元朝，原来辽、金统治下的臣民被通通视为汉人，久之他们之间原有的区别消失了。部分进入中原的蒙古人逐渐变为农业居民，在元朝中原统治崩溃后，改用汉姓，也融合在这北方新形成的汉族之中了。今天北方人大多是元朝新融合成的汉族后裔。同元朝征服者一起进入中原的色目人，经过长期与内地其他各族人民的杂居、通婚以及文化上的相互学习，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即回族。所有这一切都表现出元代民族融合不同以往的特色。

　　基督教与穆斯林的传入：1291年，意大利方济各会士孟德高维诺乘船到达泉州，数年后又被教皇任命为汗八里（今北京）大主教，是基督教在中国传教的先驱人物。另一位意大利方济各会士鄂多立克也曾到达北京，在那里建立教堂，据载信教者高达三万余众，受洗者有六千人。  伊斯兰教在甘肃、新疆、云南及在北京等地的广泛传播，也是在元朝开始的。特别是甘肃、新疆一带，作为西域的一部分，那里曾经是佛教东传的地方，现在则变为穆斯林世界。

　　元朝政治及经济政策：元代实行行省制度：在中央设立中书省，在地方设行省，作为中书省的派出机构；省之下还有路、府、州、县各级行政机构。元朝在经济方面的积极作用是在北方的生产的恢复。蒙古人是在南方经济持续高涨的情况下入主中原的，元朝统治伤害了这一势头。在北方，元朝恢复经济的办法是广开牧场，实施屯田；大多数土地是强夺民田而来的。在这些土地上盛行的是农奴制。在江南，原来属于南宋的官田变成新王朝的官田，强占土地的现象同样严重。但元朝统治者从不贱视商业，相反特别优待和利用色目商人。他们利用的商人活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对“战利品”的掠夺行为。

　　利玛窦：西方基督教传教士，明朝时进入中国传教。

　　徐光启：明朝著名科学家，有农学著作《农政全书》。

　　一条鞭法：它是明朝张居正实行税制改革的名称。内容是：把田赋、力役及其他众多杂税合成一条，统一按田亩数量征收；简化手续。旨在增加国库收入、减轻农民负担。

　　摊丁入亩：它是清朝的一种赋税制度。“丁”指丁银，即人头税，摊丁入亩即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银额为准，将丁银摊到人家所占的地亩中去征收赋税，实际是取消了人头税。因为康熙五十年以后出生的人口不纳税，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人口的增长。

　　税监：明朝万历皇帝曾派亲信太监到全国各地做“税监”，所到之处，工商业者被弄得断绝生计，在苏州、潮州、景德镇及锦州等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反税监的起义。

　　朱元璋出身与明初政局的关系：朱元璋是位下层农民出身的新朝皇帝，在他缔造明朝政治规制时，受着两方面的影响：一是蒙古贵族政治的混乱给他的教训；一是他贫苦乡村生活所经历、见闻的官吏鱼肉小民之事，给他造成的心理影响。前者使他极度专权，后者使他对官僚阶层极度地不信任；替农民做主，是贯穿朱元璋二十余年皇帝生涯的主导倾向，他是一个农民意识强烈的皇帝。有鉴于元朝宰相的专权，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和元以来的中书省。皇帝直接领导六部，将原中书省在地方上的权力分割为三，设主管地方行政的承宣布政使、负责监察的提刑按察使和负责军事的都指挥使。这影响了明朝乃至清朝政治。

　　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情况：东西方的相遇，是东西方文化的大交流。西方人狂热的普救主义宗教精神，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起着特殊作用，因此继商人之后东来的是基督教士。（西方教士，明朝以利玛窦，清朝以汤若望、南怀人最为著名）除宗教典籍之外，大量西方天文、历算、物理方面的著述及钟表和天象仪器、火炮制造术传入中国。传教士的影响不仅在一般民众，也在士大夫阶层。在18世纪趋向高潮的中西交流中，西方世界受惠更大。在18世纪，西方形成过一个了解中国学习中国文化的高潮。中国的养蚕和陶瓷技术大约在1705年传到欧洲，此外还有大量的花草、树木品种。除此还有观念层面的内容。

　　明清社会经济迟滞的原因：重农抑商的国家观念，具体的表现是国家商税繁重；政治上腐败导致的经济上的以权谋私。

　　明清利用民间宗族关系加强统治的表现：明清两代有一个共同特点，不少皇帝在文化上都是泛道德主义者。一般的文教政策，是重儒教，表现在地方上就是特别注意将民间宗族组织与政权相结合，结果是专制精神贯彻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明清两朝更看中宗族关系在社会治安、收取赋税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清朝则大力提倡“移孝作忠”，利用宗族道德对普遍的民众进行控制。同时，族长权力也因政权的支持而变得牢固，其结果是朝廷的专制与宗族的专制联成一气。

　　王阳明：明代著名哲学家。因为他把“心”当作宇宙万物之本，所以，他的理论被称为“心学”。心学的宗旨是“心即理”、 “知行合一”、“致良知”。也就是说，只要注意自己的内心修养，即可达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这种理论，明中叶后影响很大。

　　文字狱：清朝统治者迫害知识分子的一种冤狱。多发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康熙朝的文字狱主要针对那些有反清复明思想的人物及著作，但《四库全书》编纂的进行，从搜集来的图书中，他们发现了大量对清朝统治不利的东西，于是故意从作者的诗文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文字狱更加残酷。文字狱使清朝的知识分子走向纯而又纯的学术研究中去了。

　　乾嘉学派：清朝实行文化高压政策，为使知识分子不问政治，走纯学术研究道路，让学者对传统的经史文献进行考订、校勘、辑佚、注释，由此考据学大盛。这一工作在乾隆、嘉庆年间最兴盛，被称之为“乾嘉学派”。

　　明朝士大夫群体的分野及学术活动：明朝士人群落基本可以分为正统与非正统两大分野。此处正统与非正统之分主要指生活道路和思想状态。生活道路上的正统派指那些走着唐宋以来科举仕途老路的群体；思想上的正统则或是信仰程朱或陆王之学的人士。非正统一流有不少也是仕途中人，区别的是他们不只在官场中兜圈子，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到当时的生产科技及其他有关国计民生的事业上去；还有一些文人处于下层，但不少了不起的文学、科技名著都完成于他们手中。道德意识浓重而又伴随着异端思想澎湃，是明代思想文化的明显特征。

　　清初三先生的思想与著作：明朝的灭亡，对仁人志士产生了强烈的刺激，所以在明末清初有以“三先生”为代表的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刻反思。三先生指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以孤臣孽子之心反思宋明以来的心性之学，反思整个中国历史，著有《船山遗书》。顾炎武曾长期到西北地区进行实地考察，著有《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等，其重文献考据的方法，为后来的清朝“乾嘉学派”奠定了基础。黄宗羲著有《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等，在《原君》一文中，痛斥封建皇帝是万民痛苦之源，显示出可贵的民主色彩。

　　明清之际学风变化的原因：明朝的灭亡，对仁人志士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以明末清初的 “三先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再者，清王朝实施文化高压政策。但清朝学风的变化还有着学术史本身方面的原因。明朝的灭亡，教训了人们不能只是空谈性理，还应该博学以致用。正是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下，考据之风渐渐兴旺起来。学者们对传统的经史文献进行了大量的考订、校勘、辑佚、辨伪和注解工作，整理了一大批文献。因为这样的工作在清乾隆、嘉庆年间特别兴盛，所以称之为乾嘉学派。这一时期的学术成就，对后代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是有很大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