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２１世纪的中国外交：三种需求的寻求及其平衡

    [关键词] 当代中国外交，发展、主权和责任三大需求，需求间的矛盾与协调。

    我认为，面向２１世纪的中国外交，有三项基本的利益与需求。这三项基本利益及需求是：第一，发展利益及需求，即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目标，争取有利于改革和发展的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第二，主权利益及需求，即保障领土、边界和基本主权不受侵犯，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努力逐步实现国家统一；第三，责任需求及利益，即在亚太区域发挥积极的、逐渐上升为主导性的影响，努力成为全球范围内有影响力的、被公认为起建设性作用的国家。这三种基本需求不是平列的、等重的，而是有一种由内向外、由近至远、缓急不均的次序；它们之间根本上是互利的，但也会产生重大的矛盾与摩擦。协调工作将是艰难的长期的，对此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在考察不同的需求时，必须通观全局、统筹未来。

    一，发展需求¡¡中国兴盛的基石

    "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给中国人留下的最重要的告诫之一，也是"发展需求"最直接、最简洁的表述。建国以来半个世纪的历史证明，如果中国国内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和平自主的对外政策往往是空洞乏力的，至少是缺少足够有力、能够持续的社会基础；国内的经济事业发展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外交工作就会根基牢固、"理直气壮"。当然，内部的事业成功与否，绝不完全取决于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还决定于国内的政治经济大政方针；但在这里既然讲的是外部环境的作用，就不能不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尽量保持一个安宁、稳定的周边环境和大气氛上。虽然出现了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这样的地区性局部战争，我相信，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国际关系的主调，全球范围的大战是有可能避免的，逼迫中国不得不放弃过去二十年一直坚持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之重心的战争形势，看来也不大可能马上出现。这种判断，并不象某些分析者所批评的那样，是出于某种"教条式的官方见解"，或出于对周边形势和全球形势的一种盲目乐观情绪；相反，从本文的讨论可以发现，它是建立在对新世纪到来之际国际关系总体变化的理论分析之上，是对战争与和平各自力量消长的仔细对比之后得出的结论。与此相应，对于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不是任何外敌的入侵或其他战争，而是中国自身能否保持稳定、有序、健康的发展。

    俄罗斯在科索沃问题上显示的"内虚"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以为，俄罗斯给人最深刻的教训之一是，一个国家必须首先把本国的事情办好，令任何潜在的或现实的敌人或对手难以"趁虚而入"；生活中的一个常识是，苍蝇只叮烂鸡蛋。一个大国的灭亡，最根本的破坏因素不是来自外部因素，而是导自深层次的内部问题；大国是不可能被消灭的，它的衰败往往是从内部开始，从根上烂起；比方说，从民族分裂萌芽，或者从经济停滞开始，或者从政治混战发端，或者从社会失序诱导；阵脚自乱，不攻而破。事实上，最近十年的俄罗斯舞台，刚好经历了"民族分裂－经济停滞－政治混战－社会失序"的每一幕。俄国目前在抵抗北约蚕食面前表现出来的严重"内虚"，本质上是由没有硝烟的"内战"造成的。

    想想叶利钦与国家杜马之间、与政府之间的似乎永无止息的明争暗斗对政治气氛的破坏，想想可怕的车臣之战对俄国国力的损耗和对军心的动摇，想想各式各样的"休克疗法"方案对俄罗斯经济病体的折磨罢！俄罗斯当今外交战略及其政策的一波三折和难以捉摸，主要不是因为俄外交家的无能，而实在是由于国内政策多变和扑朔迷离所致；俄国军人在美国和北约对其战略"腹地"南斯拉夫的狂轰滥炸面前的束手无策，肯定不是因为俄国防部缺少抵抗欲望和抗击能力，而主要是由于俄国国内经济的严重制约，是由于财政部对国际货币基金那点贷款的渴求和巴结，是出于对卷入战事而导致已十分脆弱的国民经济陷入崩溃局面的内在担心。

    如果说中国人现在可以从俄国人那里学习什么，那么简单的类比结论很容易得出：不仅对任何分裂主义势力不能手软；更重要的是，政治不能斗，社会不能乱，经济发展不能停，自身的改革与制度建设不能中断。国家的稳定和国力的强盛是国家安全的基石，是对外发言权和国际影响力的主要来源。"堡垒是从内部攻破的"，如果没有国内安全（包括各个领域的发展与稳定），是谈不上国家安全的，更难以维护国际安全。归根结底，最大的不安全在于自身而非外部，最根本的保障是是国家的改革与发展。

    这里想强调一点，尽管有科索沃危机这样的严重消极事态，但它并不意味着大国的战略联系已经全面消解，也不是说当今时代世界各国要和平争发展的趋势已被科索沃危机根本逆转，事实上各主要大国的关系在更加复杂微妙的同时其互动性和依存度（哪怕是不对等的相互依存）也在增强，尤其是，经济和科技的全球化进程并没有因此而减速，全球科技创新活动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活跃，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仍然强劲，世界经济的总量还在不断提高；而且，最重要的是，从各方面因素综合判断，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世界范围的核战争或各主要国家全部卷入、相互对抗的常规世界大战仍然有可能避免，各国依然会抓紧时间发展本国的经济、科技和综合国力，大力改善民众生活质量和基础设施。这种局面仍然是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的主流，虽然它可能时常受到类似科索沃事态这种突发性危机的干扰。显然，它与过去战争与革命年代的环境大不一样，那时的条件逼得你没法长期搞建设、抓经济，只好为了民族的生存与各种敌人对着干。

    现在的情况比战争年代复杂得多、变化也快得多，所以邓小平才说，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尤其是把综合国力搞上去，等到实力增强了，在国际事务中才好说话。中国的战略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应当牢牢记住邓小平的这一告诫。想想看，在中国最近的２００年里，绝大部分时间是受人欺压羞辱的时期，或者是处于紧张的"战争与革命"的动员时期，真正象样的发展和搞建设只有最近的短短２０年，但这２０年给中国带来了多么巨大的跃进：中国从一个经济发展动力濒临枯竭的阴影下走了出来，其经济总体规模（GDP）按汇率计算已经进入世界前十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超过日本从而跃居世界第二的位置，中国人至今仍在继续实现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增长（１２亿人的国家在２０年内以年均８％的速度扩展自己的经济规模）！往前看，不用说再有一百年，哪怕再有２０年，能够保持象过去２０年那样的快速发展，能够"聚精会神地从事经济建设"，中国人就能完全有理由期待人均水平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标准、总量上（不管以什么标准衡量）稳居世界"前三甲"的局面。到那个时候，中国就能够大大改善民众的生活水平，也能够把更大的资源用于国防现代化建设；到那个时候，"拥兵自重"的中国，不言而喻将在国际事务中握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才更有可能朝着中国人期待的方向发展。在谈及对现有国际关系的深刻改造或对外部世界的更大贡献之前，中国人必须对自身的条件和处境有一个清醒的估计。应当承认，尽管经过５０年的建设、尤其是通过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快速发展，我们的综合国力已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也大大上升，但是，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在多数领域国际排序仍然比较靠后的国家，离最发达的国家仍然相差很远。这不仅是指"硬件"方面，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生活水平、道路交通的发达程度、教育设施齐备和信息手段的现代化、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中国在全球贸易和投资中所占的比重等等，而且应当包括所谓"软件"部分，如各方面制度的创新能力、服务业的综合质量、一般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自我宣传水平、整个国家对国外资源（包括物质和智力等多方面的资源）的吸引力、理论研究的总体水准和跟踪世界最先进水平的能力等等。正如国外一位研究者指出的那样："软件实力包括政治、社会和理论上的实力，并且包括以下因素：（１）开放、稳定、持久、吸收型的国内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安排；（２）强大的文化、政治、道德感染力和凝聚力；（３）理论指导；（４）战略上的深谋远虑和外交技巧；（５）国内和国际的有效管理，包括有效调动国内和国际资源（尤其是非军事资源）；（６）教育水平高、有强烈文化意识的民众；（７）高水准的生活水平。中国在取得这种软件实力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经济和军事实力替代不了强大的政治和社会基础。"历史地看，当代中国已经没有、也不可能再有汉唐鼎盛时代那种"放眼无敌手、一览众山小"的从容，它从近代以来始终是、现在依然是一个经济、社会和政治"紧运行"的国家；由于经济本身结构的转变与整个社会政治体制的转变同时推进，对外开放意识不断扩大的同时民族主义意识（有时在外部事态的刺激下演化为某种比较极端的情绪）也在急剧滋生，看上去整个国家迅速增长、大力推进却又问题丛生、麻烦不断，大量新的麻烦在旧体制遗留下来的问题尚未根治以前就成为新的议事日程内容，如企业破产和职工下岗、地区间经济和教育水平的差距、腐败现象和所谓"三信危机"等等。无论如何，中国还面临极其艰难复杂的国内治理任务。"打铁先要本身硬"，中国这句老话形象地说明，我们现在自身的